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方麵企圖以“統一政令軍令”的名義取消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為爭取和平民主，揭穿所謂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黨中央在談判中對解放區管轄權限和人民軍隊縮編等問題作出必要的讓步。在此期間，劉伯承、鄧小平指揮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在山西上黨地區殲滅來犯的閻錫山部隊3.5萬人，遏製了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在談判中的地位。

國共雙方於10月10日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當局口頭上表示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國共雙方同意:召開有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出席、討論和平建國方案的政治協商會議。盡管共產黨作出同意撤退南方八個解放區的部隊、大幅縮編人民軍隊等重大讓步，但雙方在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兩個根本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10月11日，毛澤東乘飛機返回延安。

重慶談判的結果，是人民力量的一個勝利。經過談判，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盡管這種承認隻是口頭上的，但這樣一來它再要發動內戰，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麵前輸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動地位。這次會談和達成的協議，還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

同年8月9日,蘇聯紅軍開赴中國東北戰場,同中國軍民一道對日作戰,加速了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進程。同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隨後,延安總部朱德總司令發布七道全麵反攻命令。在極為有利的國際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全麵反攻階段。

這時,國民黨軍隊主要集中在中國的西南、西北地區,而日軍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占領的大部分城鎮、交通要道都處在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軍民的包圍中。根據延安總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向日、偽軍發起猛烈的全麵反攻,很快解放大片國土。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形式發布《終戰詔書》。日本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侵華日軍128萬人向中國投降。至此,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勝利結束。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的第二日即9月3日,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台灣舉行受降儀式。被日本占領50年之久的台灣以及澎湖列島,重歸中國主權管轄之下。這成為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的重要標誌。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據不完全統計,在整個戰爭期間,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中華民族走向複興的曆史轉折點,也對世界文明進步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它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衛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徹底洗刷了近代以後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它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使中國人民在精神上、組織上的進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徹底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礎；它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弘揚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它對世界各國人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產生了巨大影響,顯著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華民族贏得了崇高的民族聲譽。

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這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作為自己的曆史使命,捍衛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抗外來侵略最勇敢,並作出最大的自我犧牲。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曆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堅決維護、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堅持獨立自主、團結抗戰,維護了團結抗戰大局。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鬥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抗日戰爭的實踐表明,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堅強核心。

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孕育出偉大抗戰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偉大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堅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在推動展開全民族抗戰的人民戰爭中,自身力量也得到了空前發展壯大。在全民族抗戰中,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對敵作戰12.5萬餘次,鉗製和殲滅日軍大量兵力,殲滅大部分偽軍,敵後戰場逐漸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主戰場。到抗戰結束時,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民兵發展到260餘萬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即解放區已有19塊,麵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裏,人口近1億。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社會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戰爭前相比大大増加。這為在取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偉大勝利基礎上,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和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對華戰爭,是企圖滅亡中國、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日軍在7月底占領北平和天津,接著沿平綏、平漢、津浦三條鐵路向華北地區擴大進攻,企圖以三個月時間“滅亡中國”。

在這生死存亡關頭,隻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的大旗,在盧溝橋事變發生第二天就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願意“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為促進國共兩黨實現團結合作抗日,黨中央派周恩來等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蔣介石。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的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告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

8月,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下轄三個師,全軍約4.6萬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9月,陝甘寧根據地改稱陝甘寧邊區,仍是黨中央所在地。接著,黨在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隊(瓊崖紅軍遊擊隊除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下轄四個支隊,全軍約1.03萬人。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方能勝利。正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麵旗幟,召喚著全中國的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召喚著全中國的工農兵學商,召喚著海內外的華夏兒女,眾誌成城,同仇敵愾,築起了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鋼鐵長城。偉大的愛國者宋慶齡在聲明中指出:“共產黨是一個代表工農勞動階級利益的政黨。孫中山知道沒有這些勞動階級的熱烈支持與合作,就不可能順利地實現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國難當頭,應該盡棄前嫌。必須舉國上下團結一致,抵抗日本,爭取最後勝利。”國民黨內的李濟深等領導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從一度反蔣抗日轉到擁蔣抗日的立場。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等一致表示擁護政府抗戰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積極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業者踴躍為前線捐贈錢物,一些人還不避艱險把工廠遷往內地。各少數民族與漢族人民一起積極參加抗日戰爭。許多台灣同胞回到祖國大陸,組織各種抗日團體和抗日武裝。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參加抗日活動。這些百年以來未曾有的新氣象,標誌著一個古老民族的空前覺醒。這就使日本侵略者突然發現,它麵對的是原來沒有預計到的整個中華民族組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黨的全麵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

國共兩黨在如何抗日的問題上,一開始就存在著不同主張。蔣介石集團實行片麵抗戰路線,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抗戰,不願意實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發動和依靠人民大眾。中國共產黨則主張實行全麵抗戰路線,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給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權利,適當地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充分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抗戰,使抗日戰爭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城郊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會議強調,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洛川會議是在全國抗戰剛剛爆發的曆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通過的十大綱領和決定,標誌著黨的全麵抗戰路線的正式形成。

為動員並組織人民群眾進行全麵抗戰,必須明確提出抗戰的軍事戰略方針。當時,“亡國論”和“速勝論”的錯誤觀點都有相當大的市場。中日戰爭的過程究竟將怎樣發展？中國能否取得抗戰勝利？如何才能取得勝利?這些問題亟待得到明確解決。

為了初步總結全國抗戰經驗,批駁當時流行的種種錯誤觀點,係統闡明黨的抗日持久戰方針,毛澤東在1938年五六月間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明確指出:“中國會亡嗎?答複: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複: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他分析了戰爭雙方存在著的互相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即:日本是帝國主義強國,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國;日本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日本是個小國,經不起長期戰爭,中國是個大國,能夠支持長期戰爭；日本的非正義戰爭失道寡助,中國的正義戰爭得道多助。進而指出：第一個特點決定了日本的進攻能在中國橫行一時,中國不能速勝,後三個特點決定了中國不會亡國,經過長期抗戰,最後勝利屬於中國。

《論持久戰》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明確提出，通過三個階段，在雙方的力量對比上,中國必將由劣勢到平衡再到優勢。其中,戰略相持階段的時間將相當長,遇到的困難也將最多,然而它是整個戰爭轉變的樞紐。在這個階段中,我們的作戰形式主要的是遊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這個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但是遊擊戰爭能夠勝利。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

《論持久戰》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指出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是充分動員和依靠群眾,實行人民戰爭。在整個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曆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論持久戰》係統闡明了黨的抗日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獻。它不僅指明了必須持久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動員人民群眾,在持久戰爭中不斷削弱敵方的優勢、生長自己的力量、以奪取最後勝利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大大增強了人們堅持抗戰的決心和信心。一篇講演具有如此強大的說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曆史上是少有的。以後抗日戰爭的實踐,充分證明《論持久戰》中的預見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寫作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特別強調了抗日戰爭全過程中遊擊戰爭的重要戰略地位。

一二·九運動和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東北後，加緊了對華北的爭奪。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脅迫下，國民黨“中央軍”撤出平津和河北，整個華北危在旦夕。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遊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的學生和工人紛紛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和團體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抗日救亡鬥爭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12月下旬，在黨的領導下，北平學生聯合會組織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到河北農村進行抗日宣傳，走上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宣傳團基礎上，1936年2月初，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很快發展到2萬餘人，對團結廣大青年、促進抗日救亡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二·九運動揭露了日本吞並華北進而獨占中國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的妥協退讓政策，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誌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製定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興起說明，中國已處於政治形勢大變動的前夜。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禦外敵，這一使命曆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宣言主張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對日作戰。

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兩天後，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黨采取切實措施，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底，黨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恢複、整頓和重建華北各地黨組織，迅速打開了工作新局麵。

1936年上半年，黨中央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後派馮雪峰、潘漢年到上海，與那裏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係，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與此同時，黨對駐紮在西北地區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已停止敵對行動。

但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沒有根本改變。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張學良、楊虎城在向蔣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後，於12月12日淩晨，采取了“兵諫”，扣留了蔣介石，並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連夜電告中共中央。黨中央派遣周恩來於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後，黨中央以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大局為重，獨立自主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據此，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對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麵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總結曆史經驗，加強自身建設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係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自身建設特別是思想理論建設。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從事理論建設工作。1935年12月，毛澤東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係統地說明了黨的政治策略上的諸問題。1936年12月，他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總結土地革命戰爭中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大爭論，係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麵的諸問題。1937年夏，他在《實踐論》《矛盾論》這兩部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重要哲學著作中，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的高度，著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於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尤其是教條主義錯誤，闡明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從思想理論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這些理論建設的豐碩成果，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為迎接偉大的全民族抗戰的到來做好了政治準備和思想準備。

黨還注意加強組織建設。按照瓦窯堡會議精神，黨克服關門主義，注意發展黨員，建立健全黨的各級組織，使黨的組織和黨員隊伍得以發展壯大。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先後召開了黨的蘇區代表會議和黨的白區代表會議，進一步總結曆史經驗，明確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黨的各方麵建設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日戰爭，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堅實基礎。

從大革命失敗到全民族抗日戰爭前夕這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鬥爭並達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黨在這個時期曾經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這兩次失敗都曾使黨的力量遭受極大的削弱，瀕臨覆滅的危險。可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分子們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惡環境中，始終表現出對未來充滿信心的革命樂觀主義和不屈不撓的頑強毅力，沉著應對，埋頭苦幹，奇跡般地度過最黑暗的時刻，開創出新的局麵。

這十年的曆史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是來自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緊緊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站在一起，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原則。這十年中，雖然黨在指導思想上幾度犯過急躁冒進的錯誤，而使革命事業遭受嚴重挫折，但是黨最終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這種錯誤。正因如此，黨才能夠在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錯綜複雜的形勢下，采取正確的方針保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主要革命成果，邁向全民族抗日戰爭的新的曆史時期。

遵義會議是黨的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曆史關頭召開，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好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確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創造性地製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變換作戰方向，迂回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從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紅軍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烏江，佯攻貴陽。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急調滇軍前來增援。滇軍一被調出，紅軍立刻大踏步奔襲雲南，兵鋒直逼昆明。雲南當局急調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務。紅軍又突然掉頭向北，於5月上旬渡過金沙江。

至此，中央紅軍擺脫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這一勝利，是在改換了中央軍事領導之後取得的，充分顯示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主要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支勢力，他們直接掌握的軍隊有70萬人，而國民政府所轄的國民革命軍隻有10萬人左右。

麵對敵我兵力懸殊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在蘇聯顧問指導下製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在沿途人民群眾大力支持下，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9月，占領漢陽、漢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於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麵，12月不戰而下福州。隨即，北伐軍製定奪取浙江、上海，會師南京的計劃，於1927年2月進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3月占領安慶、南京等地，開進上海。至此，北伐軍完全占領長江以南地區。

在北伐軍取得巨大勝利的同時，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於1926年9月在綏遠五原誓師，揮軍南下。11月控製陝西、甘肅等省，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

北伐戰爭是在共產黨提出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口號下進行的。北伐進軍過程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舍生忘死，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尤其是共產黨員葉挺領導的獨立團，率先攻入武昌城，成為贏得“鐵軍”稱號的第四軍中一支英勇善戰的部隊。共產黨人在軍隊政治工作和發動工農群眾方麵作出巨大貢獻。中共廣東區委領導廣東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了3000人的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隨軍北上。北伐軍向長沙開進時，中共湖南區委發動工農群眾參加帶路、送信、運輸、救護等工作，還組織農民自衛軍直接參戰。這種熱烈的場麵，在中國以往的戰爭中是罕見的。

北伐戰爭在短時間內取得巨大成功，是國共兩黨合作結出的碩果。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展，北伐軍所到之處，軍閥統治被推翻，工農群眾運動立刻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這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現得最為顯著。

在這些省份，首先高漲起來的是農民運動。1926年11月，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決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的農民運動為重點。在湖南，從北伐軍1926年夏進入那裏到第二年1月，農民協會會員從40萬人激增到200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1000萬人，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經組織起來。農民有了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發動了一場空前的農村大革命。湖北全省的農民協會會員，到1926年11月間發展到20萬人。江西的農民協會會員，到10月間也有5萬多人。在這兩個省，也開始出現農村大革命的形勢。

在城市，工人運動也高漲起來。湖南、湖北兩省總工會在1926年九十月間相繼成立。到1927年1月，兩省的工會會員發展到70萬人。江西省總工會也正式成立。三省都仿效省港大罷工的經驗，組織武裝工人糾察隊。長沙、武漢、九江等城市工人相繼舉行大規模罷工，大多取得勝利。群眾性反帝鬥爭蓬勃開展，推動國民政府於1927年2月收回了漢口、九江英租界。

在北伐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高漲的推動下，黨中央和上海區委從1926年10月開始，組織上海工人進行武裝起義。第一、第二次起義遭到失敗。接著，黨中央和上海區委聯合組成起義最高指揮機關——特別委員會，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周恩來等任委員，周恩來任起義總指揮。在他們直接領導下，上海工人於1927年3月21日成功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22日，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是黨領導下最早由民眾在大城市建立起來的革命政權。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工人運動的一次壯舉，是北伐戰爭時期工人運動發展的最高峰。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的猛烈高漲，給予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勢力和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以致命打擊。

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學學生和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代表舉行集會，決議致電巴黎專使，要求拒簽合約，學生們情緒激昂，決定次日舉行示威遊行。5月4日，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齊集天安門前舉行示威。由於反動當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並再次嚴令取締愛國運動，從6月3日起，北京學生重新走上街頭講演。這時，一個重要的事實發生了：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五四運動就這樣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狹小範圍，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正是在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所給予的實際教訓中，開始看出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這是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進一步傳播的直接原因。中國早期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物，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其代表除李大釗以外，就是陳獨秀；第二種，是五四愛國運動中比較年輕的左翼骨幹。其代表為毛澤東等。第三種，是一部分原中國同盟會員、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家。其代表為董必武等。這些有著不同經曆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拋棄資本主義的救國方案，走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是相當多的中國先進分子共同作出的曆史性選擇。這是“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最基本的特征。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它的曆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啟導廣大人民的覺悟，準備革命力量的團結。五四運動對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蓬勃興起，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它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幹部上做了準備。因此，它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第一部黨章包括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經費、附則等6章29條，對黨員條件和入黨手續，對黨的組織係統及其構成、黨的會議和活動方式、黨的組織紀律等，分別作了具體規定。

關於黨的組織機構，黨章規定分設黨的小組、支部、地方執行委員會、區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定在基層和機關，凡有黨員3人至5人必須成立一組，每組公推1人為組長，隸屬地方支部。各組為訓練黨員和開展黨的活動的基本單位，所有黨員都必須加入一個組。一般人員入黨時，須有黨員一人介紹，經地方執行委員會同意，並經區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查通過。

第一部黨章對於紀律的規定十分嚴格。比如無故連續四個星期不為黨服務，三個月不交納黨費的，要開除出黨。再如，言論和行動有違背黨的章程和各執行決議案，無故兩次不參加大會，泄露黨的機密的黨員等都必須開除。

第一部黨章的確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理論和組織上的完備建成，對健全黨內生活、促進黨組織的鞏固和發展、提高黨的戰鬥力、使黨成為具有領導力的組織起到了重要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話指出，“黨章就是黨的根本大法，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規矩”，“全黨學習貫徹黨章的水平，決定著黨員隊伍黨性修養的水平，決定著各級黨組織凝聚力和戰鬥力的水平，決定著全麵從嚴治黨的水平” 。

櫛風沐雨，鮮紅黨章引領前行。從黨的三大開始，除了黨的五大，曆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對黨章作出不同程度的修改，為這麵高揚的旗幟增添新的思想光芒。永遠與時代共進步，黨章印刻不變初心，激揚凝聚磅礴力量，推動承載著中國人民偉大夢想的航船駛向光輝的彼岸。

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規定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製，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共產國際。綱領明確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並確定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

一大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出現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麵貌就為之一新了。